职场薪闻

　　以正治企的历史选择

　　中国式企业管理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总结，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专家们的关注。曾经历时6年多的《中国式企业管理科学基础研究》课题研究，出版了有33本专著构成的系列丛书。将“中的精神、变的战略、强的领袖、家的组织、融的文化、和的环境、集的创新、搏的营销和敏的运营”作为中国式企业管理的轮廓呈现在人们面前。然而，如果一以贯之，那就应当是以正治企。

　　以正治企可以视为老子“以正治国”治理诉求在现代企业里的表现。老子在《道德经》中主张：“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被研究者视为三大治理原则。“以正治国”既居于三大原则之首，也是其核心。这里的“正”，对社会而言，讲的是公平、公正;对个人而言指的是正直、光明正大，在企业行为中就是要在竞争中讲正气、走正道，从而体现正能量。从后人的商业实践中不难看出，它包括对普世价值的商业伦理的弘扬，如“市场无欺、良心无悔”等等。相对于以法治企与以德治企，以正治企是对二者优势的综合。既然是中国式企业管理，为什么要以“治”的形态一以贯之?这并非复古，而是伴随着国家管理升华为国家治理，适应各方“咸与治理”需要的与时俱进。

　　当然，作为一种模式来看待，中国式企业管理并非铁板一块，用传统思维方式加以分析，可以看做一种由枉道至霸道，再到王道的升华过程。首先，包含有资本原罪的企业经营，是在主动或者被动地奉行着枉道，往往有不合正道、违背事理之处。其次，在掘得第一桶金之后，企业家们处于“红海”的血腥之中，信奉成王败寇的规则，则暗合古人霸道的逻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年，30年飞速发展，催生了经济奇迹，同时也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和道德的滑坡，今天我们的精神匮乏与30年前的物质匮乏一样令人心痛。”当企业家们渴望一种新商业文明，以解决人与自然、物质与精神的失衡诸问题时，历经磨难、历久弥新的王道就会被认为是最终归宿，定格于以正治企。

　　以正治企并非不重视及时用新的科技成果武装企业，同样可以在“以奇用兵”中体现出多样性。有研究者将中国式企业管理分成以利益驱动的“定价模式”、以价值观驱动的“宗教模式”以及二者的混合等三种类型。这其实是对“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古训的排列组合，与以正治企之道异曲同工。如果用以正治企概括出它们的共性，有助于人们“闻一言以贯万物”，更便于把握。而且这有助于清理在中国特色的旗号下，将兵法用之于商战所产生的糟粕。古人确有“兵不厌诈”之说，但真正有建树的军事家无不主张建设正义之师，强调义兵之举。在投机主义盛行之际，企业“以奇用兵”，似乎有很多的捷径可走。只不过事实证明：道义上的责任绕不过去，枉道的破绽终究会露出软肋。痛定思痛，那就不如以正为奇。

　　以正治企的主要特征

　　应当承认，在市场竞争尚不规范的情况下，以正治企意味着承担更多的责任，使得企业做大做强的路径更长。然而这有助于解决中国出不了乔布斯之类的问题，因为以正治企既非空头政治，又非道德标签，而是一种令人尊敬的竞争方式和成长模式。中国经济体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庞大的经济总量应当有一批优秀的企业来支撑，以正治企理应成为它们构成中国经济发展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作为以正治企的有机组成部分，以下特征必不可少：

　　在自律的同时臻于自我完善。以正治企不能是“只要由我管，我就有理”，对管理行为存在着一个是否正当的客观标准。而且这种检验同样不能由管理者个人说了算，管理者不能既制定游戏规则又当裁判。然而，以正治企的基础是自律。按照孔子的学生曾子的说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包括忠诚与宽容两个方面，前者属于管理者个人的敬业精神，后者则是对相关主体合法利益最大限度的兼顾，而不是单方面地要求他们做出牺牲。从企业内部体制上看，需要从以官本位式的“统治”到“科学管理”，再从“科学管理”到“治理”，以适应时代方略的总体演变，跟上历史的进步。以正治企更强调灵活性、协调性、沟通性，彰显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企业内部的和谐、有序，从而达到“善治”的境界。

　　在商言商的同时践行人本精神。以正治企与以正治国的区别就在于在商言商，然而这丝毫不影响企业家像志士仁人那样“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去实现属于自己的中国梦，即以人为本。一方面，以人为本就是以消费者为本，为社会实实在在地创造价值。这需要在竞争中更加设身处地为消费者着想，倾听客户意见，把握他们的期望，改进自己的产品与服务。在利他之中实现自利，在觉他之中实现自觉。另一方面，以人为本就是以员工为本，以员工的创新精神为本。须知以创新精神为本还是以人脉资源维系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区别企业家是否真正能够做到在商言商的一个分水岭。靠人脉关系进行权钱交易，获取资源或者商业机会，难免会步入官商勾结的泥淖，也很难真正以人为本。

　　返璞归真的同时占据事半功倍的制高点。以正治企固然包含道德约束，例如不能发腐败财等等;但也包含一种积极遵从客观规律的古训。按照道家的追求，以正治企需要返璞归真，但绝非回到茹毛饮血的荒蛮时代，而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一方面要保护环境，不能破坏生态平衡，不能将今天为登高而搬来的垫脚石，变成为明天高速行驶的拦路虎，以免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另一方面，需要不断深化对规律的认识，在基础科学的创新上有新的突破。我国古人把这叫做“善假于物”：“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由此可以看出，以正治企是为了获得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其间并不排除竞争，而是为了更好地竞争。在顺风而呼、际高而望之类技术手段的更新和时空范围的拓展上大有用武之地。

　　以正治企的自觉养成

　　以正治企作为中国式企业管理的一种本质特征，并非具有中国企业的身份就天然具有的。在经济高速发展、泥沙俱下的情况下，为了应对不可持续的严峻形势，存在着一个正本清源的转型课题。正是面对转型压力，寻找转型正道的倒逼使得以正治企的必要性显现了出来。然而在枉道、霸道短暂繁荣的诱惑下，对以正治企王道的领悟，需要一个不断修炼的过程，即古人所说的养正。

　　一是在“文化与哲学”层面养正，时时保持一种忧患意识。以正治企作为商界精英的天下情怀，既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企业家不能说一套做一套，需要言传身教。无论是遇到枉道的诱惑还是霸道的挑战，无论是一路绿灯还是遭遇挫折，都能够保持一定的前瞻性，承担起“正天下”的责任。这需要保持一种学习型的生活态度，像我国的《诗经》中蟋蟀一诗中描写的那样，除了时时“职思所居”(牢记职责所在)，还应当“职思其外”(兼顾份外的相关责任)，“职思其忧”(考虑发展的可持续性)。

　　二是在“系统性知识”层面养正，在和谐管理中坚持无为而治。无为而治不是管理层面的无所作为，而是在需要治理的、有悖于正道行为的“无为”，包括无妄、无伪、无违以及无愧。在社会分工高度分化又高度融合的今天，以正治企的理念需要通过产业链传递到上下游的合作伙伴那里，达到系统养成的效果。比如“激素鸡”的曝光让白羽鸡产业链遭重创，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公司+农户”养殖模式监管的失控。农户为了鸡的存活率在饲料中添加违禁药，出现的负面效应还是要由牵头的集团公司承负，这样的教训不能不认真汲取。

　　三是在“经验与案例”层面养正，及时校正不正当管理。在传统文化中，养正是与启蒙教育联系在一起的;在企业的成人世界，虽然不必为培养自然人的“童蒙”课题更多的分心;但是在培养公民中涵养正道则责无旁贷，即进行商业文明的启蒙。这当然不是空喊口号，用阿里集团的做法来说，贵在“虚事实做”，及时校正不正当管理。使企业公民能够看到一组组“经验与案例”，认识到违背以正治企原则的事绝对不能做。比如因为招商中出现不轨行为，阿里集团宣布免去阎利珉“聚划算”总经理的职务，以达到刮骨疗毒的效果。

　　四是在“应用性工具”层面养正，发挥公司治理云之类识别机制的威慑作用。这里所说的“应用性工具”，主要指的是以正治企之“治”的工具。尤其是当创新活动泥沙俱下的时候更是如此。创新与监管从来都是一对形影不离的矛与盾，一个新创意推出之后，监管思路和相应的识别工具必须跟上。比如当经济发展进入“云时代”，企业高管掌控了云管理系统之后，为了消除校正不正当管理的信息不对称，理应形成相应的“治理云”，及时掌握和识别新事物及其意义，既要避免扼杀创新，又要防止以创新之名忽悠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