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500强名单上的中国企业数连续10年增,去年已达95家,直逼百家大关;这难免使得中国速度、中国模式成为国际论坛的热门话题,中国企业无疑有自己的成功经验可以总结。但是在这种背景下有人仍然质疑中国式管理的存在。作为一种学术争鸣未必不可;但是如果断定其有“致命缺陷”则容易混淆视听。对中国式管理的“缺陷”正本清源,避免妄自菲薄,有助于企业家在助推“中国梦”的过程中更好地扬长避短。
从中国式哲学与中国式企管说起
姑且不论中国式管理是否有种种“致命缺陷”,首先需要廓清中国式管理所指的对象。可以肯定,从管理的自然属性来看,没有“中国式”、“外国式”;但是在管理的社会属性上,中国企业无疑会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哲学的影响总会投射到管理实践中。然而,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多年,国际关注的中国速度、中国模式正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而不是此前的社会背景。我们不妨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企业管理经验称之为中国式企管,在经济转型中弘扬其中的优势,同时与此前由专家强调的“中国式管理”区别开来。
应当承认,中国哲学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既有自觉或不自觉的消极发挥,更有人在积极继承。实践中的这两种表现与中国哲学糟粕与精华并存有关,盲目推崇与全盘否定显然都是错误的。应当承认,中国哲学是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科技尚处于早期探索阶段开始酝酿的,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衡量早期的认知,不难发现其中的一些稚朴之处,但也不应忽视其中可贵的创新基因。在对中国哲学给予必要尊重的前提下,与其说其中的糟粕在反市场、反竞争、反科学、反民主、反人性、反创新,不如说应用者的理解与时代精神背道而驰。
从企业的成长来看,企业家队伍同样鱼龙混杂。浙江工商大学教授朱海将企业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不顾商业行为是否正当,把赚钱放在首位,这类商人没有“什么是正义”的意识,为了利益不择手段地去巴结政府官员,和某些政府官员形成利益共同体,不惜将中国哲学中的巫术运用到极致。第二类是拒绝权力投机带来好处诱惑的企业家,像王石坚持“不行贿”那样是非分明,他们艰难开拓,忠实地实践中国哲学取之有道理念。正是在后一类企业家孜孜不倦的追求中,构成了中国式企管丰富的实践经验。
显然,对“中国式管理”的质疑如果针对的是中国哲学在现代管理实践中的不良运用,那不会错;但是如果将这种不良运用全部算在中国哲学的账上,那就成了一种偏见。在实践中,即使存在着质疑者所说的不可重复性、蔑视数字、职业能力丢失等等管理弊端,也不能以偏概全,没有理由将它们当做什么先天的致命缺陷;因为我们完全可以在中国哲学的运用那里找到相反的例证:
思维模式恰恰不缺“可重复性”
认为中国哲学的运用不具有可重复性的观点指出,传统农业或商业时代的“管理就是管人”的定义,已经被“管理一个组织”所取代,这当然有其道理;但是如果以为中国哲学在管理中的应用不利于岗位或职务的可重复性、组织机构的可复制性,则值得商榷。实际上,现代管理的可重复性主要指的是生产工艺、市场流程以及商业模式,中国哲学虽然不能直接代替类似的可重复性,并不等于不能为“中国式管理”中的可重复性提供指导。比如五行原理就是一个可复制的思维模式。用五行配五脏,可以得出对人体的认识:肝属木、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用五行配五音,可以构成中国古典音乐创作模式:角属木、徵属火、宫属土、商属金、羽属水。类似对五行原理的复制,例子不胜枚举。
中国哲学中可复制的思维模式虽然容易被蒙上神秘的色彩;但这并不等于它在现代管理中没有用武之地。比如有研究者将五行原理所讲的金、木、水、火、土称为企业的“五大法宝”,认为其对目前中国企业转型升级仍然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将核心竞争力视为“金”、将驾驭变化的能力视为“木”、将创新组织力视为“水”、将价值提升力视为“火”、将资源整合力视为“土”等等。毫无疑问,企业必须具备上述五种能力,才能维系自身的平衡发展。企业家可以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原理,一方面积极促进上述五种能力的循环,另一方面需要发挥好这五大方面相互克制的作用,从而保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研究者告诉我们,纵观世界各地卓越的企业、能够持续百年以上的企业,无一例外地各自以独特的方式精妙地维系着本企业的五行平衡。这其实也是在不断地复制五行原理,即不同时期的不同领军人物根据不同情况,及时正确地进行五行配置。无论他们是否认识到了五行原理的存在,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对企业抱着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而不是在进行推卸责任的所谓太极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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